在这段时间内,郑朗先是将两个养子调回京城,又将小女婿调到京城,再就是将郑苹母子一起喊回京城,一家团聚。
不知道真相的以为郑朗是以权谋私。
但不是。
大战开始,朝廷动用的禁军就达到了二十五万人,余下的禁兵更多,但河北河东要驻扎了近两十万兵力,巴蜀、两广、两荆、两淮、两江、两浙又分去近十万禁军。
也就是说,京城的禁兵只有几万人。
还有几十万保丁,保丁不能说不起作用,一是济贫,阻止了兼并夺佃蔓延,维护了京畿地区的稳定。二是全民练兵,可以抽调出一些勇士进入禁军,提高禁军的战斗力,扩大禁兵家属郊区化,减少禁兵家属的生活成本。三就是联防捕盗。当然,在迫不得己的时候,如果将他们征集起来,多少会发挥一些作用。
然而保丁就是保丁,战斗力不可能达到正规军队的水准。
郑朗西去,手中拥有各种兵力几乎达到六十万,外加二十多万民夫,几乎拥有全国六成的兵力,一旦有不好的心思,宋朝亡也。因此将其家属全部调到京城来,以免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说闲话,骚乱后背。
但这个只能意会,不能言传。岳飞就做了傻事儿,对赵构说,俺们将家属一些做人质扣在京城了,你这个老儿为什么还不放心。下面就不大好说了,四大节度使除了部分军队是来自朝廷的,余下的全部是各自从江淮征来的兵力,说是岳家飞,实际大半就是岳飞的私兵,甚至供给都是各自想了办法来解决的。
当然,岳飞死因很复杂,即便他那个责问让赵构很难堪。在群臣面前下不了台,尽管他参与了太子一事,尽管他想要将刘光世的军队兼并到手中,将徽钦二帝迎回,反对赵构议和,可是赵构仍给了他太尉、宣抚使兼营田大使,甚至前所未有的一品官职开府仪同三司(开府指能有开府衙权,三司就是三公,乃是名义上最尊贵的使相,在岳飞之前只有赵普、吕夷简、王钦若、韩绛、文彦博、蔡京等少数十几人拥有的头衔)。实际十二道金牌召回后。赵构打算对付的还是张浚,非是在庐山守孝与文人唱和的岳飞。
岳飞之死与郑朗无关,但前后车之鉴不得不防的,更不能让十二道金牌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。
郑朗还嫌不够,让高遵裕担任此次出行的副帅。不是让高遵裕指挥这几路军队,高遵裕也没有这个胆量与郑朗抢指挥权,而是让他起一个监军作用。
小心驶得万年船。
正是因为郑朗这一生的小心,才取得这样的功绩。
一队队乡兵抵达,是真的讲武阅兵。各队乡兵训练了一年时间,仍然不够,借着阅兵的借口,再次整编。随后又打着前线乏粮的旗号。当成民夫押运着粮草去西北了。
契丹仍在迷惑之中,前方西夏人与宋人僵持很久了,运送粮草颇为正常。他们虽注意了乡兵这一建制,因为待遇比较差。又鼓励半兵半农,再加上一些不好的将领不重视乡兵,仍让他们参加了一些劳役。再者宋朝本身各种民兵军队,比宋朝的政治更混乱,因此没有太注意。甚至为了迷惑,十几天前,宋朝还在大肆讲银行监扩股一事。拖得久了,不过西北在战争,那有钱来扩股。这么做,主要还是防止契丹的。
随着这支军队离开,郑朗也要离开京城。
四月到来,重臣们于都堂参加都堂会,也是郑朗最后一次的都堂会。有可能他告老还乡后,宋朝政府还会向他询问国策,但不可能到都堂来与大臣们讲了。
大臣们坐下来,赵顼宣旨,让郑朗担任陕西河湟二路宣抚经略使。
到了这时候,图穷匕现。
知道真相的大佬一个个静默不言,但更多的人不知道真相,甚至与老百姓、契丹西夏人一样,认为宋朝是想捞好处,吞并河西四州,不会想到宋朝想的是吞灭整个西夏。
甚至还有人私下里奇怪,郑朗说辞去相位,为什么一年过去了,未辞去相位呢?
这道任命宣布,一起会意。
担任知制浩的王安礼说道:“陛下,太过忧民。”
因为熙宁改革,郑朗做了部分妥协,矛盾没有史上的严重,改革本身是由郑朗带头发起的,王安礼虽用了,但没有史上突出。
“和甫,王韶说用兵过多,郭逵说兵力要多,否则会成李信之败也,章楶没有表态,并且兵者,不是越多越好,史上以少胜多的战役很多很多,而且兵力越多,对主帅的指挥能力要求越严格,故韩信对汉高祖说,你只能率十万兵,而我则是多多益善。但我心中多有考虑,西夏人狡猾,反反复复,李继迁未起势之前,太宗陛下派五路伐李,兵不可谓不多也,将不可谓不勇也,然而我朝无功而返。仁宗时伐夏,有狄青四大名将在世,史称唐明皇晚年穷兵黜武,但那时一年兵费仅是一千五百万缗,庆历之战却花费了近两亿兵费,等于是唐明皇晚年十几年的兵费,以至民间盗贼四起,可仍不得功,仅自保互有胜负尔。因此,我赞同了郭逵意见。”
两人不是讲能不能伐夏,而是说兵力多所带来的浪费。
章楶从凉州反馈来消息,说计达近五万蕃兵回鹘兵要求参战。这使得伐夏实际兵力就达到了六十万人,许多粮草物资是送到了前方,但非是前线,在渭州、原州、泾州、延州、麟州。从这几州府将粮草运到前线,还有一段漫长的道路,甚至深入到西夏后,道路更长,又没有很好的水路运输,只能一车车地慢慢推到前线军营里。
就是将十一万河北乡兵当成民夫,还是不足的,还得要从陕西征来二十万以上的民夫,才能保持粮食不能耽搁。因此实际参战的就达到了八十多万人。是史上最大的兵力调动。这么多人与马,一天所消耗的粮草最少就达到两万多石,而想灭西夏,没有四五个月时间是根本办不到,前线粮草消耗可能就要四百万石。
不仅是粮草,还有武器、帐蓬、车辆、牲畜、工具,兵士吃的喝的,因此前线需要四百万石粮草,后方就得供给四千万石粮食。这只是伐夏时所需的粮草,河西走廊打到现在。再加上其他数路的僵持,将兵士一起调到前线,粮草就得运到前线,伐夏后,宋朝还得要安抚百姓,以及驻军,还得要奸灭部分的反抗部族,还得要粮草。
仅是粮草一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,这么多粮草不是产在陕西本土的。而是从两荆两江两浙两淮与河北京东,从百姓手中一担担地挑到官府,再从官府一步步运到京城,再从京城运到陕西。
若是商品粮罢了。但这是官粮,即便为了不扰民,给了少许补助与薪酬,但相对于这个天文数字。不但扰民,甚至都会严重影响到今年的农业生产。
因此王韶在前线说不用那么多兵力。那怕少十万人,对于后方将会产生大量的松压。
然而郑朗不放心。史上宋朝五路伐夏,兵力是三十五万,民夫二十万,用人数五十五万,但它失败了,不管什么原因失败的,郑朗不想重蹈覆辙。
郑朗又说道:“我朝非是象秦朝那样穷兵黜武,此战只能胜不能败,况且还有一个强大的契丹在边上虎视眈眈,因此征用了重兵,以雷霆之势催毁西夏。甚至为了不发生淝水赤壁悲剧,提前几十年前就做了安排,而且我还会让章楶做为副帅,协助我指挥这次伐夏行动。”
但是御史台的十几个言臣急了,郑朗改制后,给了言臣极大的权利,但也做了一些限制,也就是言事可以,要实事求是,可现在发生了这么大事,无论御史台或者谏院,却不知道半点风声,如何了得,并且出兵多少,不与诸臣商议,却同前线三个将领商议,祖宗家法何在?
实际也就是民主与集权所产生的矛盾。
赵顼也正准备问这个问题。
这些年言臣给郑朗带来极大的麻烦,但也确实起了监督作用。
包括章惇案,大理寺弹劾章惇父子章俞与章惇叔叔沈邱县主薄章恺侵占民田。开封府官员畏惧章惇的势力,各怀佥书观望。事情闹到御史台哪里,纷纷弹劾。主要还是章惇个性太强横,得罪的人多,郑朗虽看重了他的才华,也不能包庇,而且侵占民田也是郑朗最痛恨的地方。因此朝廷做了重惩,牵连的兵曹参军吴潜勒停职,开封知府钱藻罚铜,开封府判官虞大、熙展磨勘一年,推官胡宗师、冲替,司录参军路昌衡磨勘二年,户曹参军刘陟、士曹参军王本、仓曹参军蔡旻竝差替。
章俞当杖一百,以年八十勿论,章恺勒停。御史台再接再力,又弹劾成都府转运判官周之道隐瞒章惇误着朱服一事,袁默妄言为章惇逃脱罪名,周之道徒一年,默杖一百。
章惇自辨,错肯定他也有错了,但侵占民田一事,他并不知晓,况且章家那么多人,他的好友亲朋更多,如果这些人犯了错,全部让他承担,也不大公平。
最终还是将他外放。
对此郑朗看法很公正,虽牵连广有重判之嫌,但也不是没有好处,多少会使重臣约束家人与亲戚,否则这些人仗着背景雄厚,为非作歹,影响会很大。也就是利大于弊。
但在这时候,章惇外放,无疑是一个损失。
面对言臣指责,郑朗淡淡说道:“诸位,征夏准备过程中,是陛下领手的,诸位相公皆知道,也参与了谋划,因为害怕契丹人参与其中,因此没有对诸位公布。之所以问了前方王韶三人,乃是因为他们身在前线,对西夏熟悉,对军事善长。各位,不要再纠缠了。”
这是委婉的说法,话外之意就是问了你们,你们懂不懂?
没有给他们机会再罗嗦,郑朗又说道:“临行前我送两个字给诸位。”
说着举出第一个字:平!
“将军百战平天下,天下平定杀将军。”郑朗道。
一句话让大家瞠目结舌,敢情是这个平啊。
“蜂房只有一只蜂皇,雄蜂工蜂分工明确。由是壮大。若是每只蜜蜂都要做蜂皇,必走向灭亡。唐室衰微,武将把持着财政军权,由是灭亡,五代更替,十国动荡,民不聊生。这才是祖宗抑武重文的由来。但想要国家安定,不一定非要杀功臣,光武不杀功臣,国家也大治。唐太宗看到尉迟敬德横行霸道,仅是敲打,由是敬德成为唐朝良臣。祖宗立国更是在制度崩坏之时,也没有杀功臣或者诬蔑功臣。若是害怕功臣掌控兵将,可以挑明了给虚位,给富贵,若是诬蔑来打击有功将领,将士必然心寒。狄青若不是饱受诬蔑,何来英年早逝?即便成功灭夏。还有更强大的契丹,外敌未除,过份打压有功的将领,我朝必成武则天之祸(指武则天杀死王方翼、黑齿常之、程务挺等勇将。武周一朝外战多大败的历史)。平非是平天下,还有公平之意。”
郑朗的话有些偏颇,宋朝不能说它是重文轻武,首先军费。宋朝每年军费支出是所谓穷兵黜武李隆基时的五倍以上,虽然许多兵士家中生活困苦,但比汉唐那种役兵制呢?那会更苦。郑朗说冤杀武将。汉唐也有。再说武器,宋朝比那一朝一代都重视武器研发,还有军校武学。民间习武的气氛也很浓厚,弓箭社、马社、刀社、万马社彼彼皆是。武术更是宋朝常见的娱乐活动,比如角抵、使棒、舞刀枪、舞剑、射弩、举重,甚至有妇人穿着大背心大裤衩子,在街头公开与男人摔跤比赛。有些士大夫们还有着一身好身手,比如前朝贤相王曾就是一个武林高手,若打架,一个王曾能放倒十个郑朗。武术也在宋朝发扬光大,甚至在前期柳开、陈尧咨等士大夫愿意自动转为武将,投笔从戎。
之所以看上去重文轻武,一是宋朝缺少骑兵,数次大败,用兵成本又高,形成的内敛格局。二就是士大夫打压武将的权限,自赵祯朝始,挂帅的非是武将,而是士大夫、外戚、宦官,有武将,武将在军中仅是一个傀儡。
但这个问题郑朗也不好说明了,那么会成为文人的公敌。
因此只说一个平,让大家自己反思去。
又举起第二个字:正。
“何谓正,从一而止,一为天下定于一,天下一统,止则是止步,故正原义是谓征战止步天天下统一之时。战争来临,将士惨战,家人破离,百姓疲苦,故真宗陛下体恤百姓,那怕契丹大军已困在河北,也不惜屈辱地与契丹搭成和议,仁宗陛下虽多场大捷,依然与西夏拿出钱帛和解。可实际效果呢?西夏人反反复复,朝廷不得不在陕西驻扎大量军队。契丹虽比西夏好一点,庆历战争勒索我朝增加岁币,改献为纳,熙宁大旱,再次勒索了河东大片闲田地区。朝廷不得不在河东河北驻扎了大量兵士。非正!”
和平是好事,可这个驻兵,同样害苦了宋朝的百姓,宋朝的经济。
因此这所谓的花钱买安,也不是一个好方法。
“我朝西有西夏,西夏过后还有回鹘,就算灭了西夏,与回鹘未必能太平相处,况且吐蕃高原上乃是人间不可攀登之途,西南有大理,南方有交趾,辽东有契丹女真高丽,海外有倭国,北方更有契丹与漠北大草原上的游牧民族,这些游牧民族即便是汉唐花费了无数人力钱力,也只能做到国力最盛时短时间的征服。想要融兵器于九鼎,放马于南山,那是不可能了。但是征服了西夏,西方无强敌威胁。若在条件允许下,再收回幽云,北方门户关起。那么兵费将会减少三成以上,甚至四成,若是我朝政治再象现在这样清明,国家继续产生大量盈余。两税就可能会全部免去,甚至放开盐酒专营,去除各种杂税,降低商税。如国库有充足的积余,可以轻松地倚据关墙之险,退可守,进又可以不苛民的反攻,到了那时,才是我朝的正,才会接近夫子所说的大同境界。”
郑朗又重重地说了一句:“伐夏,仅是以正我朝的第一步!”(未完待续……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