此为防盗章 陆辞当然不可能看不出朱说和易庶之间的微妙敌意, 也当机立断地进行了调解。
他并不言明, 只做了次引荐人，让易庶建起的醴泉诗社纳了朱说入社。
以范仲淹那经得起无数后世课本考验的吟诗作赋的能力, 一有机会显露出来，那么向来爱才的易庶对其的敌意，自然也就烟消云散了。
朱说对陆辞的好意心知肚明, 虽还心底还残存几分别扭，到底乖巧地接受了安排。
倒是易庶的脸色变幻很是精彩。
难得陆辞主动相询，他还以为是陆辞改变心意想要入社，正要心花怒放，就听得对方客气说情, 目的竟是让从未显山露水过的朱说进来他这。
易庶当然不可能拒绝陆辞，可将个刚拒绝了他提议的不识好歹的小子收纳进来，又有些不甘心。
可真刁难朱说的小气事, 他也断然做不出来的——倒不是担心朱说被穿了小鞋后可能告知陆辞，叫陆辞对他的印象变坏的缘故。
而单纯是诸如此类上下其手的行径，根本不符他一向的骄傲。
陆辞正因看出易庶的这点特质，才会安心把朱说安排进去。
以易庶的底线，不会对朱说不利, 甚至因为抱有的那点小敌意，会忍不住对朱说多些关注，更有利于朱说得到展示机会。
对易庶而言，是诗社吸纳了一员可遇而不可求的强将；对朱说而言，既得了跟同窗学子相互学习进步的契机, 自己锻炼的机会，也是条建交和融入学院的捷径。
话虽如此，陆辞还是不着痕迹地观察了几天，确定朱说那头的进展一切顺利后，才安心忙自己的事了。
两个月一晃而过。
清明接寒食之踵而来，学院又放长达七日的课了。
不知何处飞来一对羽色艳丽的黄鹂，天不过微微亮，就已神气昂昂地在陆辞卧房的窗前叫唤了。
在清脆的鸟啼声中醒来，陆辞也不觉恼，只无奈地在桌上摆放的小竹篮里小抓一下，披着长发踩履至窗前，用这磨碎了用来衬茶汤的一小撮干果碎，喂给了不怕人、还在叽叽喳喳的小功臣们。
等俩黄鹂将干果碎啄食一净，陆辞也已就着预先打来的凉井水漱口净面，整好衣帽，一扫初初醒来的慵懒，恢复了翩翩美郎君的精神气貌了。
甫一出门，却见比他还起得更早一些的朱说朝他房间走来，不由揉揉眉心，假作埋怨道：“在别人眼里，我原本也算个勤快人，自朱弟来了后，倒日渐衬出我懒惰了。”
朝夕相处了这两个多月，朱说对陆辞似假似真的玩笑和调侃，也已有了不少应对经验了。
“陆兄说笑了。不过昨夜就寝得早些，才起得也早罢了。”
他只腼腆地笑了笑，就极自然地刚从早市上买来、还原封未动的《密城要录》递去：“陆兄可有兴趣一读？”
《密城要录》可不是官府出版的正经邸报，而是民间雕印和每日发行的朝报。刊登的内容很是丰富多彩，既有正经的朝中事，也会包括邸报都不发布的一些诏令、差除、台谏百官章奏，有社论，有靠鬻文为生文人所写的漂亮诗赋，也有收集文人意见的社论和关于坊间趣闻的道听途说。
密州城中多士人学子，当然对时务政事颇为关心，因此根本不愁销量。
不过，在要录那看似正经的文笔之下，可是一堆由内探、省探、衙探卖给报社所构成的消息，真真假假混杂其中，其可靠程度，就不言而喻了。
陆辞却不忙接过来，只眨了眨眼：“我怎不知道朱弟还有买小报、看小报的习惯？”
这《密城要录》为麻沙本所刻，质量远不如正经纸好，但胜在价格低廉，薄利多销，只需五文一份。
可它说到底，还是每日一出的。
真每日都买的话，积少成多下，也需承受一笔不小的开销。
朱说自打跟陆辞住一起后，常被迫受对方无微不至的恩惠和提携，不知不觉间也通过些他之前根本无法想象的途径攒了些薄财，不需要像最初搬来那样精打细算，常囊中羞涩，自然也买得起晨报了。
“幸得陆兄之助，囊中现有余财，尚负担得起。”尽管如此，对上陆辞善意调侃的口吻，他还是微赧地红了红脸，解释道：“前日听易衙内所荐，方买来试读。观昨日之报，虽不乏夸大其实，但也有可取之处。”
陆辞含笑摇头：“朱弟误会了。我方才问你那么一句，绝非是为邀功，况且功本不在我，怎能胡邀？只可惜，我若早知朱弟也看朝报，你今日与昨日的朝报费，就能省下了。”
朱说微愣，就听大门处被人轻轻叩响，不由起身应门。
等开门后，叩门之人已然不在，地上静静躺着的却不是别物，而是一份精心卷好，再用一条细绳缚住的《密城要录》。
朱说茫然道：“……这是？”
陆辞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初来密城时，愚兄度日甚为拮据，广求生财之道，此便为其一。中无人知晓此事，还请朱弟为愚兄保密了。”
陆辞自认在诗词歌赋方面天赋寻常，可绘画技法上却得天独厚，堪称颇有心得。
况且，《密城要录》不过是间发行量尚可的民间小报，不似科举考试的严格要求，而要自由烂漫得多。
他在最缺钱的那段日子里，就一直用‘鱼客’这笔名给《密城要录》供稿。后钱财上有了富余，为重学业，才停下了供画稿的零活。不料引来那报社的主人派人上门来加酬挽留，才最后定下三月一供，也能算作是闲暇时的陶冶情趣。
因着这点人情和工作联系，《密城要录》每日都会让厮儿免费送来一份，根本不必专门上街去买。
朱说还以为终于能为一直帮助自己的陆兄做点什么，不料得来这么个从前并不知晓的消息，顿时脸颊一片烧红。
心里却无一丝一毫的羞耻恼怒，只觉万分惊叹，又夹杂几分了然：“原来如此。我定不同外人道此事。”
陆辞莞尔：“对朱弟的为人，我从来没不放心过，不必如此郑重。”
要连范仲淹这堪称完人的人品都不能信的话，这世间怕也没救了。
可以说，陆辞对朱说的信心，甚至比朱说对自己的信心都来得强大。
陆辞又道：“往后你直接来我房里取报便是，不必专程去买。若是对陈年旧刊有兴趣，我那也收藏了不少，你都可随意取阅。”
对这份好意，朱说也不矫情推辞，而是立马谢过。
陆辞不再在之前那小话题上逗留，而是与朱说回到小厅，翻起了今日的朝报。
这次被放在头版头条的内容，倒跟他们这俩读报人息息相关。
只可惜是个坏消息。
——贡闱之设，用采时髦，言念远方，岁偕上计，未遑肄业……权令礼部权停今年贡举。
在涉及无数士子前途的要事上，一般来说，小报也不敢无的放矢、捕风捉影的，而多半是有确凿消息了，才敢这般放出。
“贡举又停了。”陆辞蹙眉：“这都停第几回了？”
朱说依稀记得有那么几次，具体的答不上来。
倒是陆辞记性特别好，自个儿沉吟片刻，就给一一数出来了：从大中祥符二年算起，二年，三年，五年都出了诏权停贡举的消息……
自改年号后，除了元年那回，似乎就没开过贡举了。
毕竟要较真算的话，大中祥符四年，也就是去年开的那场贡举，参考者仅限于东封泰山，西祀汾阴，南祀老子的沿途州府等特定地域的人，而非全国诸路州府的举人，并不能算进正经贡举之列。
再这么积压下去，等陆辞有把握下场的时候，面临的竞争力就是空前的大了。
如今在位的官家显然有些随心所欲——从初登基的头三年里勤快得年年开贡举，到签订澶渊之盟后又兴奋了几年，到如今的仿佛丧失了兴趣，毫无规律可言的随机年份开。
这种强烈的不定性，恐怕也是中最看重陆辞的那几位夫子希望他抓紧时间，转报童子科的原因之一了。
不然单是进士一科中举的地位、待遇和风光之盛，就远非诸科所能比的。
思来想去，陆辞瞬间就萌生了不小的危机感。
他暗叹了口气，隐蔽地瞟了一如既往的平静的朱说一眼，再对比一下自己此刻的暗藏忐忑，心里不由泛起一阵学渣对胸有成竹、面对激烈竞争也无所畏惧的学霸的淡淡酸意。
——要他有能写出《岳阳楼记》的范仲淹的一半才干，哪儿还需要做那么多风险计算，去纠结要不要仓促下场、避开高峰期呢。
一想到拖延下去，自己某天说不定就得面对跟范仲淹、欧阳修等人同场参考的恐怖画面……
陆辞顿觉不寒而栗。
正读朝报上一些不知是真是假的趣闻读得津津有味的朱说，对此一无所觉。
他更做梦也不会想到，自己所敬羡的陆兄，居然会对他有羡慕嫉妒的情愫。
他此时所想的，也跟陆辞的猜测相差甚远。
所谓的平静，仅是因他单纯觉离自己准备下场之时还颇为遥远，这会儿开科贡举，也为时尚早，才这般事不关己的淡定罢了。
到了约定这日，更是早早地就等在了即将交易的宅子处。
朱说看到笑得牙不见眼的那人，忍不住拽了拽陆辞的袍袖，压低了声音问道：“陆兄需要保人，何不问师长他们？以他们对陆兄惯来的喜爱，定愿做保，且不取分文。”
陆辞笑道：“能用一点银钱解决的小事，就莫要浪费人情了。况且买宅子之事，我还不想闹得人尽皆知。 ”
作者有话要说： 注释：
1.御史的职能：
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：
其一，是拾遗补阙，补救朝政。台谏给舍以言为职，“国家有过阙而补正之”，“有遗事拾而论之”。朝廷政事之施行，举凡“赏罚有所不当，号令有所未正”，皆得直言论列。
这在宋代的诏令中有明确的规定。端拱元年（988）三月，诏令谏官“极言得失”，“政有不便者咸得上言，事或乖当者悉许陈请”。天禧元年诏书：“其或诏令不允，官曹涉私，措置失宜，刑赏逾制，诛求无节，冤滥未伸，并仰谏官论奏，宪臣弹举。”
监察官个人也以拾补朝政阙失为己任，直言无隐。如田锡为言官，“朝政小有阙失，方在思虑，锡之章奏已至矣”，被真宗赞为“不易得”之直臣。哲宗初年，傅尧俞为御史中丞，上言：“陛下使臣拾遣补阙以补圣德，明善正失以平庶政，举直错本枉以正大臣，臣当极其力以死继之。”
其二，是监督劝谏，规正人主。皇帝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，其言行举动必须符合规范，否则，一有过举，都会给国家带来损失。因此，监察官有责任对皇帝的过失进行监督、规正。
天禧初年，鲁宗道为谏官，风闻言事，多所论列，“上意颇厌其数”，宗道入对规正说：“陛下所以任臣者，岂欲徒使纳谏之虚名耶？”绍熙中，光宗以疾不过重华宫见太上皇孝宗，两宫不和，御史黄度等即“进疏极谏”。
其三，是议论建议，预为防范。前面两项是对已发生的阙失、过错进行规正、补救，而这一项则是对未发生的事先期提出看法，预立戒备，以为防范。
从议论建议的方式来看，有泛泛而论的，如治平四年，司马光为御史中丞，先以人君修心治国之要为言，说：“人君之德三：一曰仁，二曰明，三曰武。”也有具体针对某事提出建议的，如治平二年，吕诲上疏：“乞添置言事官。”
2. 风闻言事：
台谏官自始至终可以风闻言事，范围没有限制，除了“禁中语不可泄漏”外，“中外之事皆得以风闻”[注释]，不论是议论谏诤，还是纠察弹劾，均“不问其言所从来”，不必有什么真凭实据；也“不责言之必实”，所论不当也不负错误的责任，不得穷诘，不得治罪。同时，台谏行事皆独立负责，言事、纠弹，皆“不关白官长”。相反，御史台、谏院长官有不法行为，下属各御史、谏官也可以弹纠。嘉祐五年，知谏院唐介、右正言王陶、侍御史知杂事范师道等纠弹御史中丞韩绛“欲以危法中伤大臣”，又“不秉笏穿朝堂”，举指颠倒，结果韩绛免职，出知蔡州。（没错就是文里出现这个韩绛 哈哈哈）
台谏行事可不关白长官，又可以风闻言事，有一定的短处，即由此而导致了部分人员言事不负责任、乱发议论，甚至造谣中伤。但主要的还是有其长处，就是这样更进一步增强了监察权的独立地位，不但其他权力系统不能干预、指使台谏监察，就是御史台、谏院内部，其长官也不能干预、指使台谏监察，从而保证了台谏监察的彻底独立，有效地把任何权力都置于台谏监督之下，增添了几分监察的震慑威力，保证了监察作用的有效发挥。
3. 优叙轻责
在迁调方面，宋代对监察官实行优叙轻责的政策，“纵有薄责，旋即超升”，所以当时有“孝顺御史台”的说法。这些对于养育监察官敢言忠直之气，有效地行使监察权，实在是很有力的保证。
4. 监察官的选任、管理
监察官的出身，一般都必须是进士及第者，“诸科举人及无出身人不合在除授之限”。靖康元年，除唐恕为监察御史，遭御史中丞陈过庭反对，理由是唐以荫补入仕，任为台谏，“有违祖宗条例”。于是只得改除郎官。南渡以后才有所放宽。同时，现任宰执子弟、亲戚、故旧及曾经荐举之人也不得充任台谏官。
其次，监察官的资序都必须有相当长时间的地方实际工作经历。仁宗以前的“祖宗法”是于“太常博士以上、两任通判”中选拔，后来略有放宽。熙宁以后尽管也有举京官、选人充任的，但都是从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官员中选用。孝宗乾道二年也明确规定：“非曾以两任县令，不得除监察御史。”
再次，对监察官的品德要求也很高。
廉洁清正、不谋私利，这是监察官的最基本条件，否则自身不正何以正人？所以宋初以来就要求很严，太祖、太宗之时就有大量的台谏官因贪赃不法而被问罪、处斩的；又如刚毅敢言、不阿附、不畏避，这也是必不可少的。台谏官职当言路，非刚毅敢言则不能举职，非不阿附则不能独立行事，非不畏避则不能弹压多士、震慑朝廷，所以御史台有“百日不言，罢为外官”的仪制以激励敢言；又如忠厚淳直、不朋比中伤，这也很重要，否则以台谏来搞中伤，那是很糟糕的。所以累朝皇帝都一再重申、告诫，“谏官、御史必用忠厚淳直、通明治体之人”，上章论事，“毋或朋比以中伤善民”。
复次，监察官还必须身体健康。宋代对监察官虽然没有明确的年龄限制，但是一般不用年老多病之人，必须身体健康才行。因为只有年轻力壮之人，富有朝气，积极进取，顾虑也少，才能承担起监察百官的重任；否则，以年老疲病之人充任，暮气沉沉，不求进取，棱角早已磨平，为官年月也已不多，顾虑重重，监察机关就成了元老院、养老院、疗养院了，朝廷纪纲也就无从谈起了。
（《两宋文化史》第九章）